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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突破瓶颈:第十二届中古史联谊会侧记

    时间:2019-09-11

  •   济南是历史文化名城,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史哲》杂志是学界名刊。当一群中古史学者来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泉城,参加《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他们又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8月23—26日,第十二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这次会议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协办。

      8月24日上午,在《文史哲》编辑部副研究员孙齐的主持下,《文史哲》副主编刘京希教授、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代国玺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由此拉开了本届联谊会的序幕。会议大体分4个单元,讨论17篇论文。下面对会议内容稍作介绍。

      海老根量介(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第一个发表,他的论文题为《简帛时代的书籍流通小考——以日书为中心》,旨在从出土日书讨论秦汉时代“书籍”的制作和流通。论文认为,《日书》本来是专业占术家使用的手册,后来为了便于下级官吏使用,附加了浅显易懂的说明而在里巷间流通,但当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书肆。郭津嵩(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担任评议,他的评议稿不仅专业,而且清晰流畅,堪称评议的范本。在他看来,“出土文献就像是在海边偶然拾到的珍稀贝壳,想要推知它们最初如何生成,如何辗转到达被我们发现的地点,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历史学对任何文献的利用,都不可能脱离对物质文本(书籍、文字等)作为历史产物的理解”,因此,他称赞作者识见通达,问题意识非常宝贵,“足以代表早期出土文献和秦汉文化史研究继续深入的一个重要方向”。与此同时,郭津嵩也指出论文几乎完全没有涉及文本以外的证据,建议作者对书写(paleography)、形制(codicology),以及考古环境所提供的间接证据多加考察,这会有利于论文的进一步完善。吴雪飞(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在讨论环节进一步追问日书的形成机制及其来源。

      海老根量介(左)、郭津嵩(右)。 本文照片均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司家民拍摄。

      经济史的论文在中古史联谊会上并不多见,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古史学界研究动态的一个缩影。不过去年陆帅(南京师范大学)的《南朝的户籍整理与三吴地方——从沈约奏弹王源说起》一文颇受与会者好评,这次则有代国玺(山大历史文化学院)《休耕制与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代文认为,学界的主流观点——秦汉北方连种制农业之说,在方法上不免“选精”“集粹”之嫌,在史料解读上也多有偏颇之处。通过细致的梳理和分析,论文认为,休闲农作制是战国秦汉我国北方的主要耕作方式,战国秦的授田制是以休耕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进而对汉代农业的发展水平、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进程等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评议人王炳文(厦门大学历史学系)认为,论文以休耕制为切入点,试图对先秦两汉的农业生产水平做一个宏观的评估,“这是一篇立足于传统问题,却做出了相当新意、令人耳目一新的经济史力作”。另外,他对“不易之地”等概念提出不同的看法,建议作者再作辨析。尹承在讨论中建议作者考虑地域差异的问题。

      聂溦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博士论文是“新史学史”领域的一部论著,这次发表的《汉书·霍光传废昌邑王的文书与政务规程》则是她第一篇讨论文书行政的论文,大概可以看作青年学者戮力突破自我的一个尝试。论文认为文书分类与政务分层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遂利用废昌邑王诏书,考察制诏撰作与尚书的发展。吴雪飞在评议中认为论文切中了近年秦汉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为“海昏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同时对论文中的若干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诏书种类和皇帝与百官的行政互动程序有关,很难说有等级地位之别;2.霍光废除刘贺,是开创先例之举,似乎难以看成是依据行政规程;3.废立皇帝的集议似乎不能视为一种行政规程,而是一种政治举措。代国玺在表彰论文贡献之余,提出了若干疑问,他首先认为大庭脩关于汉代皇帝制诏文书的三种类型存有矛盾,其次认为策书与诏书有区别,接着探讨了汉唐制诏体式的流变,最后还为作者补充了一则材料。

      王彬(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长文《武威旱滩坡出土王杖断简研究——兼论秦汉时代“法”的表达与实践》虽然是一篇未竟稿,但内容相当丰富。论文以甘肃武威出土的一批王杖木简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了王杖断简的结构、编纂过程、墓葬特性、法令的宣传,以及鸠杖在葬礼上的使用与养老诏书、律令的关系等问题,最后还对古代中国“法”的实践与表达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三浦雄城(东京大学)在评议时介绍了冨谷至、籾山明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高度评价了论文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几个问题与作者商榷:一是对崔寔《政论》的解读,二是对陪葬的王杖木简的认识。尹承、林昌丈也提出了几个疑问。

      熊昕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汉唐间官修列传取材机制的演变——以“状”与“行状”为中心》是一篇探讨“制度史化的历史书写”(孙齐语)的论作,或可视为“史料批判”(或“历史书写”)领域的一个推进。此前这方面的研究大都以地理志、“先贤传”、“四夷传”、“外国传”等为对象,这篇论文则关注更为复杂、模糊的人物列传部分,选题意识得到评议人的充分肯定。论文清晰地勾画了史书编纂从汉代旧传统到唐代新机制的变化,并指出有两大动因导致这一转型:一是史官制度的变革,二是行状的演变。评议人孙齐(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表示,对史料本身的探究,是近些年中古史研究取得进步的重要原因。他认为作者思路清晰,结论明快,令人印象深刻,对新旧传统脉络的探寻是基于一个无法反驳的事实:“汉唐间修史机构确实由文书典藏、修史合一的机构,演变为藏书与修史的分离。”同时,孙齐指出,面对复杂的历史,也要警惕过于清晰的线索,以防简单化之弊。比如,怎样弥合私人修史与主动利用档案的旧传统之间的缝隙,如何评估唐代以前“正史/国史”列传取材中原始文书档案的重要性,以及史官在纂修过程中的主动性。朱华(三峡大学)从微信公众号“中古史研究资讯”了解到联谊会议程,尤其是注意到熊昕童这篇论文后,他决定赶赴会场,旁听这次会议,并参与讨论。他在讨论环节围绕唐代报送制度、行状的分类及性质等问题提出不同看法。聂溦萌认为“官修”的涵义很广,一般而言直到唐代才比较明确,把魏晋南北朝时期也纳入官修阶段,很容易变成自设陷阱。此外,永田拓治(大阪阪南大学)就这篇论文发表了看法。

      上述几篇论文大致可以归为“中古制度的渊源与展开”,下面四篇则可以划到“中古中国的边区与基层”单元。林牧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主要从事西南边疆研究,与会论文《前汉时期键为郡的职能演变——兼论“初郡”与西南夷之关系》将键为设郡置于汉武帝经营南越和西南夷的大背景下,考察设郡的背景、郡治的迁移与郡级政区的职能变化。评议人林昌丈(厦门大学历史学系)认为“该文是从政治地理的视角下试图重新梳理键为置郡以及演变的历史过程的力作”,不过他也指出文章结构上或可再作调整。他还建议作者在任乃强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四川出土的相关考古报告,进一步考察政区设置、幅员盈缩和地方社会、族群间复杂的互动过程。胡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认为文章提出的“内郡化”这个概念可能存在歧义,建议作者再作辨析。

      与墓志在中古史研究上的“红红火火”相比,砖铭未免显得“落落寡欢”,因为它更考验研究者的学术才能。李永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余吴土,盛且丰——砖铭所见西晋末年广州的地方社会》利用今广州、梧州地区出土的、带有“余广州”或“余吴土”字样的西晋“永嘉砖铭”,尝试考察砖铭墓主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将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相勾联,分析砖铭产生的历史原因。韩吉绍(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在评议时指出,这篇论文以小见大,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在新史料匮乏的中古史领域是比较有特色的,不过他也认为论文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砖铭内容的理解,“余广州”等字是否就反映了地方认同;文章对墓主的社会阶层的讨论很薄弱,对籍贯这一关键问题更是没有涉及。陈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直言“政治史的逻辑左右了社会史的解读”,并抛出了一个很有杀伤力的疑问:论文没有充分考虑墓葬砖铭的文体和场合,直接视作政治的表达,是否合适?他认为砖铭中天下、九州等语,反映了移民视角,似乎是在说服死者的灵魂,将吴土、广州作为最后的栖息之地。孙齐则指出,对砖铭中“余”字的解读很关键,到底是“我们”的意思,还是“剩余”、“只有”的意思呢?

      板桥晓子(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003年曾在山东大学学习汉语,所以她表示时隔多年能回山大发表论文,颇为开心。她的论文《晋宋交替与仇池政权》认为,在两晋五胡十六国时期,仇池政权是个特别有局域性的政权。在统治氏族和统治领域不断重编的南北中国之间,仇池比较稳定地维持了晋朝藩屏和接受晋朝遗民的角色,与晋朝的关系延续到晋宋交替后,并奉刘宋为正统王朝。评议人陈志远认为,与一般民族史研究的路数不同,这篇论文的视角延续了日本学界对藩属体制、国际秩序的关注。在他看来,论文“梳理了地处南北对峙夹缝中仇池杨氏政权向南北两方政权称藩的官爵、名号,其学术关切点却不在仇池政权本身,而是由此观察晋宋之际的天下/国际秩序和时人的正统观”,不过这个观察部分夸大了晋宋之际的断裂。对于藩属关系,传统的研究较多关注经济实力、地缘格局和军事部署等,而作者赋予官爵、名号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样做是否有充足的证据给予支持,值得思考。陈志远还建议作者从移民人群的规模和构成去分析仇池杨氏政权的行为。

      武绍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他在报告自己的论文《敦煌本秋吟新探》时用抖音开场,将现实生活中生动活泼的画面与遥远的古代僧团生活关联起来,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秋吟》是僧人沿街巡门化缘所用的唱本,目前在敦煌文献中共发现四本,据考察,作者认为它们的流行年代大致都是五代宋初时期,继而分析敦煌僧人对《秋吟》的学习和改编,让读者对8—11世纪敦煌僧团社会生活形态的变迁有比较清楚的了解。评议人翟旻昊(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认为作者观察敏锐,对史料的处理相当细致,同时提出了一些疑问和建议:一是他注意到“乞衣”类文本与其他佛曲抄在一起,期望作者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二是他提醒作者关注“大圣观音菩萨”在文本中的表演性意味;三是建议进一步阐发初次文本、再生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信息改变所包含的意义。

      8月25日上午的主题是“北族王朝的内亚性与华夏性”。三田辰彦(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三国两晋五胡庙制与“太祖”庙号》主要探讨继承刘氏汉朝势力的政权如何进行宗庙祭祀,分析“始祖”与“太祖”的关系,考察桓玄建立的楚(桓楚)如何对待“太祖虚位”的问题。评议人胡胜源(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认为,这篇论文“虽由宏观视野进行探索,但字里行间都能看出作者对基础史料的娴熟与见微知著的治学功力”,不过他认为论文三个部分讨论的议题关系并不紧密,可以分别详加研讨。首先,他指出继承汉的三个势力——公孙氏、蜀汉、汉(刘渊)——之间差异甚大,“是否能拿来等量齐观、相互比较,颇有疑义”。接着他指出在“始祖”“太祖”问题上的分类也值得斟酌,继而对桓玄未祭祀祖父以上的先祖这一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赵永磊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礼学的角度进行更为系统性的个案研究,尹承则认为这类题目应该在更长时段的视野下加以探讨,胡鸿围绕孙坚庙,提醒作者关注长沙走马楼吴简的相关材料,以及王素先生的相关研究。

      赵永磊(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在礼学方面素有积累,所以他的《北魏的华夏天神祭祀再探》并不是单纯的制度溯源,而是制度史与思想史的结合。论文认为,北魏国家正统性的塑造在其所行华夏郊祀制度与华夏郊天礼上具有突出的反映,进而考察指出,北魏郊社所祀天神,近乎全尊郑玄学说,而北魏郊社制度更近于曹魏明帝时期的旧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魏直追曹魏的正统心态。评议人小野响(阪南大学)认为这项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作者在金子修一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从北魏与南齐对抗、强调自身正统性的观点出发,综合多种史料分析北魏采用郑玄学说之事。另外,他还提出三个疑问,分别涉及“有司摄事”、“乐”的问题,以及“汉魏故事”与北魏华夏礼仪之间的关联。吕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认为,北魏寻求华夏性、争夺正统,早在道武帝祭天就已开始,论文何故强调孝文帝祭祀昊天上帝而与南齐争正统,而未分析道武帝祭天在争夺正统上的重要性。熊昕童对于选择郑玄学说与彰显北魏政权正统性之间的直接关系提出了质疑。

      如果说上面两篇论文更多探究正统性问题,选题的传统意味较“重”,接下来两文共同的关键词则是“文化转型”,传统的意味较“轻”,一篇“吃喝”,一篇“玩乐”。先说黄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龙舟上的北魏皇帝》——看到这个题目,评议人吴承翰(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说,“论文的主题,或许是受孙正军先生《正史书志的书写策略:以六朝史志不载龙舟为例》一文的启发。论文的题目,不用说则是对罗新老师《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一书致敬。”作者“巧妙地将娴于弓马的北魏皇帝‘安置’在惊涛骇浪的龙舟之上,光是这幅图景的反差(或滑稽)程度,就足以紧紧抓住读者的兴趣与目光”。如吴承翰所指出的,本文的一个关键是孝文帝以华夏文化中的“龙舟”作为政治符码,将其植入北魏的政治文化之中,并且延伸到公共建设的政治过程。不过,吴承翰也对论文提出了质疑:在胡人君主华夏化的过程中,相较其他因素,龙舟究竟具有多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又是如何生成的?焦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讨论中认为,修建水池可能是北族的一种传统,未必跟华夏性有关。胡鸿指出,文章只写了孝文帝一人,题目拟作“龙舟上的北魏孝文帝”或更妥帖,随之而来的一个疑问便是,为什么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没有继续这种日常仪式?他还提示,代北军民对水战并不陌生。陈志远认为,南朝并没有垄断造船的技术,后赵也有关于造船的记录,建议作者参阅造船史之类的著作。黄桢在回应时提及此前曾就该文向罗新教授请教,罗老师认为阐发仍有未尽,需对“从马背到龙舟”的转型意义略加申论。

      和黄桢的论文一样,胡鸿的《牝马、酪酒与北族王朝——释北魏正始四年禁河南蓄牝马》也是因阅读《魏书》产生疑问而引发的。这篇论作敏锐地注意到正史中的两则材料——“丁未,禁河南蓄牝马”,“戊寅,通河南蓄牝马”,认为“此种不易理解的史实往往蕴含着某种已经消失的时代特质,不应轻易放过”,由此出发,作者问道:为何单独禁止河南地区?为何是牝马,而不包括其他马,也不包括牛、羊等?然后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追踪牝马的生存环境、牝马与酪酒及北魏贵族的关系、畜养牝马的成本等问题。评议人黄旨彦(美国宾州大学东亚系)认为,“作者奇思迭出,论证妥适,很有说服力。”她介绍了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并从环境史的角度,指出马奶酒与粮食是人与动物共同竞争的资源,旱灾造成食物链供应断裂,这种情况下的资源竞争值得重视。她援引西方学界的研究,认为马奶酒并不是奢侈品,而是草原民族的生活必需品。此外她建议作者分析文化象征的重要性,进一步阐释“不平衡的文化转型”的历史意义。她认为宣武帝对灾荒的救济政策并非游牧民族习惯采用的救济方式,由此入手,或可弥补论文对“文化转型”阐发过于草率的缺陷。王炳文介绍了他对汉唐时期国营畜牧地的推测,认为“胡马入洛”行为大于意义;他还猜测牝马可能与龙有关,进而与天象产生联系。翟旻昊则对牝马与灾荒之间的联系提出问题,另外他指出这个材料只发生在一个皇帝头上,是否有这个皇帝特殊的考虑?孙齐也对牝马与灾荒的联系产生疑问,小野响对酒的类别和品性提出质疑。胡鸿一边笑言自己“已经被打成筛子了”,一边从容作出回应,认为马奶酒在各种草原民族的饮品中“鹤立鸡群”,再次确认它的奢侈品属性,是贵族消费,同时认为这种酪酒对代人而言带有文化乡愁的色彩。

      下午会议的主题是“律令制下的东亚世界”。于晓雯(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通典·兵典的秩序观》认为杜佑家族中皆有军事作战等相关经验,应有兵学传承,所以杜佑撰写《兵典》,必有他对于军事的思考与体认,对杜佑抄袭《政典》之说作了辨析。论文还检讨了杜佑笔下的国家兵力配置问题,认为这应是杜佑对安史之乱的反思。吕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评议稿写了五千余字,是本届会议评议篇幅最长的。他认为于文试图进一步理清《通典》的结构和写作理念等问题,这种努力值得鼓励和提倡。就《通典》是否抄袭《政典》这一问题,吕博认为需要考虑《通典》“制度类书”的性质,其特色在“编”而不在“撰”,所以不必过于纠结“抄袭争论”。这种体例的“制度史”的形成过程及历史缘由,更值得关注和思考。至于历来学者评判《通典·兵典》最严重的缺陷是多录“兵法”而不录“兵制”,常录战例而鲜录“军事制度”,吕博认为这牵涉到如何认识杜佑军事思想的问题:军礼放在《礼典》,军费置于《食货典》,将领选拔列入《选举典》,相关军事制度如府兵制放在《职官典》。所以应整体利用《通典》,而不是单纯依靠《兵典》,来探讨杜佑的军事思想。至于杜佑对安史之乱的剖析,吕博认为这是“杜佑关于唐代时政最精彩的议论之一”,其主旨在于揭示藩镇体制建立带来的冗官冗费问题。杜佑的“二统说”其实揭示出安史之乱的实质是东北边防军打西北边防军。于此不难看出评议人对这一史料的熟稔,及其对相关问题的宏观认识。멕貴漑稜있냥&#50杨晓宜进一步追问杜佑检讨府兵制和安史之乱的问题,是否在政策上有所建言。

      尹承(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攻宋史,这次提交的论文则是《大唐开元礼宾礼考》。论文开门见山,指出以往宾礼研究存在的问题:一是对宾礼的性质和范围鲜少措意,二是对礼书文本的性质不甚了解,误把剧本当作演出本身。于是论文考察宾礼在中古时期形成的南北两条线索,在历史背景下把握宾礼的性质和范围,继而讨论开元宾礼文本的来源和构造,然后论述唐代实际的“涉外”接待礼仪。评议人杨晓宜(来自台湾,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认为本文的构架和论证相当谨慎、精细,善于小中见大,宾礼虽然只是礼的一部分,“作者却可以看到宾礼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尤其是隋唐帝国的统治策略与对外关系”。在她看来,论文题目和结构、个别概念还可再作斟酌。此外,她建议作者深入考察《大唐开元礼·宾礼》与唐代对外统治理念的关系,唐代礼法与外交礼仪的关系,以及唐代宾礼的实践问题。吕博就论文提出几个疑问,尹承直率的回应,引来阵阵笑声。黄桢对南朝礼仪的分类提出不同的看法。

      张淑惠(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监主受财枉法”条从唐律到宋刑统的转变》一文,对唐律中六赃之一“监主受财枉法”从唐五代到北宋初期的沿革作了梳理,并讨论了其发生变化的背景。论文详细检讨了唐律的原规定和三条勅节文、两条勅条和一条起请条,接着考察了唐宋时期的司法实例。井上满奈实(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在评议中指出,“本报告可谓填补了成果较少的五代贪贿研究的空白”,但是仅仅讨论“监主受财枉法”这一法条尚不足以展示整个形势,期待作者再接再厉。另外,她还就文中的几处具体论证提出了异议。吴承翰、尹承、杨晓宜等参与了讨论。

      严茹蕙来自台湾,师从高明士先生,现任教于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民商法律学院。她的论文《日本古碑所见律令制初期的家族关系——以山上·金井泽碑为例兼论与唐制关系》,通过解读古代上野国(今日本群马县)两块碑的碑文,来探索日本律令制时代初期地方社会的家族形态,认为唐代偏向以男性直系血缘为家族主要结构重心,8世纪日本处于“母系社会”时期,男女双方较为平等,虽引进唐令,但根据本国的情况有所调整。评议人焦堃指出,论文对日本律令制初期所谓的“母系社会”的具体形态缺乏说明,他引用义江明子《从“刀自”看古代日本社会的性别》一文,认为当时日本社会称为“双系社会”似更为妥当。他还对碑文的识读提出了不同看法。朱华觉察到上野国位于当时日本的边缘,是天皇的势力无法照顾到的地方,就此提出一个问题:上野国那个区域的情况是否可以代表日本的主流社会?针对这些疑问,严茹蕙在回应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以上就是联谊会发表、评议和讨论的大致情况。本届工作坊暨中古史联谊会于8月23日晚上有一个座谈会,主题是“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魏斌、孙正军、仇鹿鸣、胡鸿、吴承翰、永田拓治等作了精彩的报告,可以视为联谊会的预热活动。8月25日,联谊会在论文发表和评论结束后,设有综合讨论环节——这个“节目”在学术会议上很容易变成鸡肋,要么自说自话,要么沦为空洞浮泛的“总结”,难以形成讨论和交锋。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这群青年学者“唯恐天下不乱”,临时鼓捣出一个议题——“中古史研究的瓶颈与困境”,与两天前积极向上的“重绘可能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此可见,虽然自诩(也可视为自期)“中古史研究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积淀最为深厚、成就最为突出、年轻学者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这批80、90后学人其实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中古史危机重重,为此大胆制造“假想敌”,勇敢地向自己“开炮”。综合讨论过程中,诸位学者畅所欲言,气氛活泼而热烈,有与会者表示“三观震裂,收获巨大,久久不能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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